知网论文检测样例--社会性别视角下女儿养老研究
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养老模式。五四运动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结构发生显著变迁，四世同堂、儿孙绕膝的传统大家庭逐渐被核心家庭所取代，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日渐弱化，而新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家庭与社会养老资源双重匮乏，当今中国社会一对年轻夫妇赡养四位老人的现象非常普遍。
传统性别制度以父系血缘为纽带，以子女的孝道和妻子的服从作为重要的伦理准则，从而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制度。女性主义者将父权制等同于男权文化(父权与夫权)，指出其蕴含的一系列社会性别规范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建构的，它不仅压抑女性，也强制性地规定了男性的赡养义务。传统性别制度导致男性控制家庭中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并缺乏对家庭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与之相适应，父权制建构并固化了一套女性“三从四德”的伦理价值。
在具有父系及婚后从夫居特征的中国传统父权制家庭，“养儿防老”观念深入人心，父母不存在女儿养老的角色期待，“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一旦出嫁就成了“别人家的人”。父权制家庭对媳妇一系列不成文的规范约束与角色期待，使得她们不被希望经常与娘家联系，涉及到两家的利益纷争更是要站在婆家这边，女儿不仅在情感上得不到来自婆家人的支持，而且与娘家的联系也会减少甚至被阻断。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女子的社会关系到了结婚之后才比较复杂，在亲子关系中因之显得不重要。在我们这种父系、父居和父权的社会里，女子的生命史和男子有很大的差别:她们一生有两个时期，一是从父时期，一是从夫时期。……她们在父母家总是处于暂住的性质。
女性在经济自立都难以实现的条件下，却不得不依赖并受制于夫家，很难有能力赡养自己的父母。即使部分妇女走出家庭领域从事生产劳动，性别劳动分工、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与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却仍以低报酬和就业歧视来剥削、排挤妇女，女性遭受着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双重经济压迫。男性通过经济和思想意识控制女性的劳动，女性无论在家庭内与家庭外都处于从属地位，女性以媳妇的身份参与家庭养老是普遍认同的规则，而以主体身份承担养老责任的机会较小，赡养娘家父母的机会仍然取决于男性。
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性主动参与到现代化建设浪潮之中，教授、工程师、白领等都不乏女性，经济上的宽裕带来地位上的提高，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在家庭重大决策上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针对于养老也有了自己的主见。从农村来看，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女儿养老能力的大小，虽然农村妇女收入更明显地集中于较低水平，但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农村流动妇女外出打工对其家庭领域中的传统性别伦理规范有削弱作用，女儿赡养自己父母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增强。
总之，社会性别制度下的传统养老文化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反映了生育者的心态与利益需求。当女儿逐渐摆脱传统性别养老伦理约束，纾解现代社会形成的养老压力时，女儿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在提高父母晚年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上的作用逐渐被社会所承认。如果说传统社会性别制度下的父权制养老伦理因固守旧的养儿防老伦理而失去支撑它存在的女性的配合，那么女儿养老则是在男性利益没有受损的基础上分担了所谓男性的养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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